一把断裂的、木柄上缠着黑胶布的橡胶榔头,是2002年一起“摩的”司机遇害案现场留下的唯一物证。
时隔18年,上海市公安局刑技研究管理中心生物物证室副主任杨帆,凭借卓越技术和细致分析,从胶布上的细微痕迹中提取到关键生物信息,为案件侦破提供了一锤定音的证据。
跟一般人印象中的“神探”形象不大一样,杨帆斯斯文文,大多数时间,他都穿着白大褂工作在实验室里。就是这样,他和同事却能让肉眼看不见的痕迹显形,让极微量元素重建案发经过,在不断滚动的数据中找到隐匿的犯罪线年从警以来,
他创新研发的“复杂亲缘指数计算软件”,不仅明显提升警方打击破案效率,还帮助230多个失散家庭重新团聚。
中山北一路803号,久负盛名的“刑警803”大院,一间满是精密仪器的实验室里,杨帆和同事正仔细处理着从案发现场搜集的各种检材。
这里的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小心翼翼,不能造成污染,甚至对检材数量的登记也有讲究。“比如同一件物品上要检验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么需要分别编号、注明,这样的程序一定不可以出错。”
不仅要从检材中找到凶手留下的线索,杨帆还要分析其它现场痕迹,以完整还原案发经过。
,尸体不远处有一个旅行包,里面有几件衣物和未完工的绒线衫。法医判断,死者系生前被他人用钝器打击头部致死。然而,这起案件侦查在当年陷入困境:无死者身份、无社会关系可排查、无侦查和技术方法可使用,让它成了横亘在许多刑警心中的命案积案。
“这些年我们不时就会把过去那些积案的物证拿出来重新做一遍。”杨帆说,随技术进步,过去一些案件中无法提取生物信息的,现在能够提取了。
不久之后,该男子落网,承认了作案的全过程。一起24年的陈年命案,就靠这看不见的证据,破了。“生物信息的一大特点是能够自我复制。”杨帆说,从检材上测出存有生物信息后,就会送进实验室里进行“扩增”程序,让生物信息复制到足够进行仔细的检测分析的量。“而且,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是全世界都认可的认定人身的证据。”
即使无法立即从数据库中比对出有效信息,生物信息的检测也能为破案提供方向。这些年,杨帆从勒死死者的毛巾背面、被遗弃的行李箱塑料内层角缝中,甚至墙皮上都找到了破案线索。
既然生物信息技术已如此神乎其神,那么还需要刑侦技术人员们做什么?“从现场寻找有几率存在生物信息的痕迹,到最后分析确定结果,全部都要求我们来认定。机器只呈现客观的信息,只有人的参与,才能让这一些信息的价值得以发挥。”杨帆说。
回到本文开头的“摩的”司机被害案,那把榔头上除了被害人的血迹外,当年的侦查手段没能提取到其他物证。此后的技术检验测试中,技术员提取到的生物信息始终有残缺,难以明确嫌疑人。
2020年,这件物证摆在了杨帆案头。“榔头经过河水浸泡,再加上岁月侵蚀,需要仔细考虑流水冲刷、细菌蚕食的影响,又要尽可能排除后期污染,保护好检材,难度非常大。”他先推演作案过程,精心设计提取方案,然后再用多种方法交叉检验……
通 过反复实验和交叉比对,他最终证明,这一些信息是可以当做证据使用的完整生物信息。一周后,潜藏了18年的凶手归案,尘封的真相终于大白。杨帆说,作为公安部门的专业方面技术民警,既要懂医学,又要懂刑侦。而站在法律角度,案件的线索和证据,更讲求唯一和可溯源,“所以每次检验比对都要慎之又慎,不能轻率地出具结论”。
生物物证不但可以帮助破案,杨帆还用自己的专业,致力于失散亲人的亲缘关系认定工作。
2021年7月,家住上海的63岁老胡向警方求助,他从小被人领养,与亲人失散。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认祖归宗的意愿愈发强烈,希望寻找自我的亲生家庭。
经过全国打拐数据库比对无果后,杨帆使用自己研发的“复杂亲缘指数计算软件”,发现身在江苏句容的方先生可能与老胡属于同一个家族,存在亲缘关系。
民警在句容找到了69岁的方老先生和他的兄弟姐妹,其中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58岁。杨帆设法重建了已去世的方家父母基因模型,再与老胡生物样本开展比对,最终确认了老胡与方家兄弟姐妹的亲缘关系。
在认亲现场,老胡与从外地赶来的两位同胞兄妹含泪相拥。这是“团圆”行动中在上海找到的失散时间最久的一家人。时隔63年后,白发老人与亲人重新团圆的场面,也让杨帆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更深的价值认同。
由杨帆领衔建立的生物物证室,慢慢的变成了全国唯一由省级公安机关主办的法医物证领域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目前他正在推进全国首家新型生物物证数据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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